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进攻英属香港。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进入日据时期。

  日本决心在香港大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把香港建成“东亚模范治安区”和日本的“海空军辅助港、太平洋战争的后方根据地”。配合这一战略目的，侵港日军在交通道口设置岗哨，任意扣留、审问、毒打以至杀害香港市民。

  不过，日军最痛恨的还是两类人：一是手握枪杆子与日军作战的游击队，一是手握笔杆子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文化人。

  日本任命的香港最高指挥官矶谷廉介中将向警察头目和特务头目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对于文化人，要么让他们变成配合皇军的“良民”，要么将他们消灭，叫他们永远闭嘴。

  于是，一场大搜捕在全港展开，重点猎取目标就是文化人。文化人被限令前往日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铁路、码头被封锁，每家每户都要接受搜查。每天天一黑，日军和警察、特务便实施，一经发现路上有人，立即开枪射击。

  更为严重的是，数百名被搜捕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除了面临日军的威胁，还面临伪军、顽军、土匪的重重关卡。

  令人称奇的是，800多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竟然在日军严密的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且闯过了后面的道道关卡。数月后，他们黯然地出现在抗日的大后方和根据地。

  历时近200天，行程超过10000里，他们是怎么失踪、怎么逃出来的？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细细道来。

  从民族大义出发，向发出了和平共处、合作抗日的真诚呼吁，国内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也都在呼唤抗日救亡。

  当然，全面侵华战争也威胁到了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蒋介石感到如不接受的主张，不把纳入抗日战壕，不但国将不国，而且自身难保，终于下定决心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初期，抗战是比较积极的，第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第19路军在上海拼命死守，还有武汉会战、台儿庄会战等打得都很英勇顽强，虽然付出了惨烈代价，但也使日军受到意想不到的损失，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更使日本侵略军头疼不已却又无计可施的是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同广大的老百姓紧密结合，神出鬼没向日军、伪军发动进攻，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

  欧战爆发后，日本认为对中国诱降和迫降的可能性增大，强化了对中国实施政治诱降和军事迫降的两手策略。

  1940年5月1日，日军以约20万的兵力，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湖北枣宜地区发动进攻。随后，日军对重庆、成都实施连续空袭，向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此外，日本还迫使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迫使法国同意切断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交通关系，对中国进行封锁。

  在军事迫降的同时，日本的政治诱降攻势进一步强化。德国也出面调停，劝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

  另一方面，美、英政府看清了德、日、意企图霸占世界的野心，改变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进入他们的联盟。

  蒋介石感到左右逢源，身价倍增，认为历史给了他解决“问题”的难得机会。

  过分得意，人就容易做傻事。顽固派经过充分的舆论和军事准备，发动了第二次高潮。中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1941年1月，蒋介石亲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还反诬新四军“抗命叛变”。

  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对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的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纷纷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揭露和抨击。

  顽固派早就看不顺眼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所作所为，很想找时机收拾他们。

  鉴于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统治区（简称国统区）已很难立足，顽固派随时随地都可能对他们进行逮捕和屠杀，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务实方针，亲自领导和组织将他们中的多数人疏散到香港和南洋一带，建立新的文化阵地，继续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中日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宣布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只要不妨害香港的中立原则，在这里都可以自由出入，并享有言论、结社、集会等权利。

  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先后到香港，将香港的进步文化运动搞得红红火火。他们猛烈抨击蒋介石集团的阴谋，痛快得很！

  1941年12月7日晚上，整个香港还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仅仅六七个小时后，12月8日凌晨，日军发起了对香港的猛烈炮击和轰炸。5架英国“皇家空军”旧式战斗机、8架民航机，连同机场守卫部队和周围的高炮部队，连警报都来不及发出，便全都灰飞烟灭。

  日军在进攻香港的同时，还干了一件大事，即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用实际行动表明，它向英美宣战了。

  远在延安的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

  分析说，这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支持美英反击日本，以夺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说完大的方面，又不无忧虑地说起另一个“小”的方面：香港方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从内地过去的党员干部、文化界朋友们和一些民主人士。他们现在时刻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我们要将这些朋友们抢救出来，转移安排到内地比较安全的地方。

  进一步解释说，这些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尽管在某些政治观点上和我们不尽一致，但现在是我们反对日本侵略和独裁的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将来建立人民的新中国，他们也是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那时候，他们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在野党，而是与我们合作建国的参政党。我们人，要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建设一个独立、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所以，这不是一般的营救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是为国家和民族抢救宝贵财富。

  会议结束后，顾不上吃饭，口授了一份给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要负责人等人的电报，让他们开展营救事宜。

  很多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是周恩来送到香港的。送到后，周恩来还嘱托，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些人、团结这些人。

  做得很好。这些人与的关系更加融洽了，与的距离拉得更大了。

  深夜，周恩来口授了一份发给的电报，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旅港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党内撤离香港的路线点多钟。

  在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大肆搜捕下，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及其家属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救援。

  “既然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我们也只有破釜沉舟了。干脆给我们弄几枚手榴弹，遇上日军搜捕，就跟他们同归于尽算了。”对他们说，不要惊慌，更不要到处乱跑，耐心等待组织安排，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营救工作第一步是要打通香港至九龙至西贡的交通线，建立一条秘密通道，以便有计划地组织撤离。

  山寮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步行到西贡镇需半小时，村前有一条从西贡通往岐岭下的交通线。

  黄冠芳向队员们甩出几句“硬话”。夜风在吹，夜雨在下，队员们没有一个人敲门进老百姓家住宿，全都把禾草铺在屋檐下席地而睡。

  就这样，武工队有了群众基础。但西贡一带，还有20多股土匪，非常猖獗，抽丁派税、欺行霸市、强抢民女、草菅人命，令老百姓恨之入骨。

  黄冠芳知道，土匪不除，就不可以真正发动群众，更不可能开辟一条安全的交通线。

  武工队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先拿近百人的“廉仔佬”开刀。摸准情报后，武工队集中力量实施突然包围，密集射击，迫使土匪缴械投降，捉住匪首公审枪决，既震慑了其它土匪，也鼓舞了群众。

  日军占领全港后，由于封锁了港口，货运中断，导致粮食奇缺，居民每人每天只能领到4两发霉的陈米。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天一黑，土匪、强盗就四处抢劫，报警的锣声和警笛连绵不断。

  日本侵略军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把香港变成“模范殖民地”，欲在近期大量疏散人口。每天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归乡，日军要逐个审查身份有很大难度。

  负责香港撤离工作的中央通信处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刘少文和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决定将计就计，将营救对象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然后再分水陆两线个游击战士，坐上了一条长不满3丈、宽不过5尺的小船，滑向了大海。

  “快，藏几个到舱底去，人多了会有麻烦！”船主紧张地警告之后，几个化妆化得不妥当的“旅客”赶紧知趣地躲进狭隘、腥臭的鱼舱。

  日军快艇追了上来，肩背步枪、手拿木棍的日本兵跳上了小船，厉声喊道：“出来！出来！不准躲在里面！”

  一个日本兵用手中的木棍在一位小姐脸上使劲一划，用锅烟涂黑的脸上露出了一道的皮肤。

  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能采取暴力手段，由于时间耽误不起，“旅客”也不能遭受误伤。

  此行的文化人中唯一的党员夏衍用日语对日本兵说：“我们都是商人和家属，疏散到长洲去的。”

  日本兵见着一个会讲日本话的，态度缓和下来，问：“她们为何需要涂成这个样子？”

  “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来帮助你们共建皇道乐土的，你们为何需要害怕？难道我们日本人见了漂亮女人就一定都不放过吗？”日本兵说。

  可能是夏衍的日本话勾起了日本兵的怀乡情结，他们竟像换了个人似的，挥手让开船。偷渡之路，既需要日本兵“放行”，还需要兵“保护”。

  船行到南北水，“旅客们”只得脱了鞋袜，趟过及腰深的泥泞路，来到一个荒凉的渔村。南北水有走私私枭，有汪精卫的“南支海军陆战队”，有数以千计的不同帮派的海盗。

  “话是这么说，但上面有规定，放了你们，我们是要承担风险的。”伪军连长的意思很明白。夏衍只好说：“老总为我们担待，我们当然不能没有礼数。不过，到处兵荒马乱的，大家勉强糊口而已，我们实在拿不出太多。”

  就这样，一批批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来到了游击队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白石龙村。邹韬奋激动地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中国的关怀下，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卫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尹林平则说：“大规模的营救行动起步，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你们到了这里，还一定要通过一些敌占区和顽固派占据的国统区，只有到了大后方，才敢说真正脱险。所以，我们还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抓好所有的环节，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和松紧情绪。”

  东江周围驻有日军，呈包围之势，随时都有可能对游击区进行扫荡，不可久留，必须创造条件向内地转移。

  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南段都被日军控制，无法通过，只能经惠州北上。北上第一步，一定要经过日、伪、顽、匪占据的犬牙交错的坪山地区。

  一天，自卫队侦查得知，十几个日军要抢粮，便在道路两侧设下埋伏。500米、300米、200米……日本兵慢慢的接近了，自卫队员们居高临下一起开火，将他们打得蒙头转向乱了套。

  打了一阵，自卫队觉得袭扰敌人的目的已达到，为防止日军闻讯增援，便边打边撤，撤到山顶。

  2条秘密交通线被打通出来。顺着交通线，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到了离惠州城很近的乡村联络站茶园。1942年2月13日，日军撤出惠州，顽固派的第187师重进惠州城。东江特委认为，这正是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过惠州的良机。

  翻过一个山坳，一拐弯，村口2个军士兵发现了这一行人，大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

  蓝造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烟，一人给一包，然后说：“我们逃得急，路上又被土匪抢劫了行李，身上已没剩下几个子了，这点小钱，你们就拿去喝酒吧。”说着，从兜里掏出四五十块钱递过去。士兵接过钱，嘴里哼了一声，一挥手，让他们赶紧过去。

  到1942年3月底，大部分困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已经被抢救脱离了险境，护送到了内地。

  可是到了老隆的邹韬奋正准备去桂林与家人团聚时，周恩来来了急电：中央已得可靠情报，当局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查邹韬奋行踪，要求

  邹韬奋可不是一般的文化人，他是鲁迅逝世之后中国左翼文化大军的领军人物。

  得知消息的邹韬奋表情凝重，好一会儿没说话。妻子儿女已经几个月没见面，她们回到桂林后情况怎么样，生活有着落吗？当局找麻烦没有？邹韬奋多想尽快见到她们。

  邹韬奋顾不上生气，只能听从安排辗转至靖江。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派人将邹韬奋接到师部及苏中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两人愉快见面。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惠阳大队下达了一个新任务：护送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前往淡水。

  “大家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营救上官德贤脱险，说明我们中国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也是为了争取余汉谋抗日。”

  派出大批特务，大肆搜捕和杀害人，破坏组织，以发泄他们对营救进步文化人、支持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极端仇视。

  余汉谋恩将仇报，奉蒋介石的命令要求顽军3个月内消灭东江的游击队，给游击队造成了不小的牺牲。

  尽管面临巨大危险，甚至知道可能会付出生命代价，中国还是坚决果断做出了“香港大营救”的重大决策。这一壮举，大幅度的提升了中国的威望，加深了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信赖，巩固了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