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我国伟大的领袖，带领中国走向成功，多年革命道路，他深刻地知道，党与群众的关系，就像鱼儿与水的关系。在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从西柏坡来到北京时，见警卫人员为保证首长的安全，将群众都疏散了，毛主席当时非常生气，他说：

  纵观中国革命，在为了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互相帮助，互相成就。

  在1929年时，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遭到地主的出卖，面对敌人的围剿，一名寻常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正在病榻上的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感激，给他留下字条，相约革命成功后见面。当时是怎样一番景象？又都经历了哪些凶险呢？

  1929年，是毛主席革命生涯的灰暗时刻。这一年，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再加上队伍中出现的粮草不足的情况，因此不得已之下，离开了辛苦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

  6月22日，红军的“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主席是红四方面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但是在红四军内部，有一些对毛主席的主张表示怀疑，因此组织上决定他不再担任前委书记，失去了最高指挥权，这对于一心拯救中国革命的毛主席，无疑是惊天霹雳。

  时任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参加了这场会议，虽然他十分同情毛主席的遭遇，但是并不愿意过多地参与到红四军内部的政务中，恰好此时闽西地区正在开展土地革命，并且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就需要一个高人指导相关工作。

  毛主席的落选给了邓子恢机会，闽西地区正缺少一位像毛主席这样的“高人”，于是他向红四方面军提出请求，邀请毛主席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苏家坡村，指导召开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主席答应了，他离开了红四军，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上路了。路途遥远，一路颠簸，邓子恢见状，连忙从城里雇了两顶轿子。

  毛主席来到闽西地区上杭县后，非常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指导中国闽西“一大”的顺利召开，认真修改政治报告、法律文件，还具体指导了党代表怎么样开展调查研究、怎么样开展土地革命等。从1929年7月20日-29日，从闽西“一大”开始到闭幕，毛主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深入到闽西的群众队伍中去，给当地的老百姓传递革命思想，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便再当地组织起来一支革命队伍，让革命理念深入人心。

  毛主席为了迷惑敌人，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名字改了，化名为“杨子任”，人民误以为他姓杨，职务“主任”，便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杨主任”或“杨先生”。毛主席以“杨”为姓氏，取用的是他第一任妻子杨开慧的姓氏。

  为了保证毛主席在外的安全，组织上特派一批红军战士跟随前往，而负责这支队伍的，便是日后的“战神”粟裕将军，只不过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战士。也正是这段时期，粟裕见到了毛主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这段时间，毛主席的工作量非常大，经常四处奔走，通宵达旦，在闽西一大召开后不久，便积劳成疾，病倒在岗位上。他感觉身上忽冷忽热，无精打采，反复无常，经医生诊断，他患的是“疟疾”，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当地人也称之为水土不服的“瘴气”病，其实也就是被带有疟疾病原虫的蚊子叮咬所致。

  毛主席从外地进入闽西山区，身上是没这个病的抗体的，并且一直以来，医疗卫生条件差，外地人一旦得了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此病存在潜伏期，潜伏期内一般没什么症状，可是潜伏期一过，不适的感觉就立刻来了，因此毛主席染上这种病，有性命之忧。

  闽西的领导们十分着急，到处托人问药，从当地请来的郎中一个接着一个，给毛主席把了脉之后，有的见状被吓到了，有的则找个借口逃之夭夭。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永定县委决定将他转移到金丰大山深处的牛古扑村，并且精心搭建了一栋纯毛竹建成的房子，毛主席一边在这里安心养病，一边阅读邓子恢等人送来的书籍报刊，还会深入思考自井冈山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农村武装割据的经验。

  这种“疟疾”有一个奇怪的规律，那便是每两天发作一次，其余时间却不怎么难受。毛主席在小竹屋内待了一段时间，不觉爱上这山水间的花花草草，一日，趁疟疾未发作之际，他饶有兴致地给小竹屋起了一个名字，提笔一挥，写下“饶丰书房”。

  闽西的干部给毛主席选择牛古扑村养病，是有原因的，这一个地区不仅环境优良，气候怡人，而且地形很复杂，十分利于紧急状况下的隐蔽，同时，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思想觉悟高。

  陈添裕便是牛古扑村的村民，也是本村的赤卫队队员，他成熟稳重，精明干练，对当地地形熟悉，因此组织上安排他来做毛主席的保卫工作。

  陈添裕虽然不知道毛主席的身份，但猜想应该是红军中的大官，因此绝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要尽其所能保卫好“杨先生”。他确实尽心尽责，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陈添裕天天都会攒下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只为给“杨先生”补充营养，强壮身体。

  就在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闽西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时，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加紧了“剿共”的阴谋。地主因为农民分割了其财产，因此对革命红军恨之入骨，但迫于压力，一般都在“装老实”，可是反动派一来，他们阴险的一面就都暴露出来。

  地主张克识，见到“杨先生”器宇轩昂，猜想一定是红军队伍中的大人物，便向县里的反动派林蔚民告密，林蔚民根据他的描述，推测此人便是，马上与伪团总胡道南协商对策。

  9月17日，胡道南、林蔚民集结了13个乡的民兵团、配合保安团600余人，气势汹汹地向牛古扑村扑来，粟裕等战士利用地形开展有利的阻击，他们奋勇杀敌，不畏生死，但是终究寡不敌众，在绝对的势力面前，败下阵来。

  夜里，敌人想到了烧山的策略，准备用熊熊大火将毛主席和红军战士活活烧死在山上，而红军选择了游击战术，给敌人有力的回击。但是次日一早，敌人更加疯狂地扑了上来。

  陈兆祥命令陈添裕和其他三名赤卫队队员负责毛主席的转移，陈添裕便跑到毛主席的小竹屋前疾呼：“杨先生，有情况，赶快转移！”此刻的毛主席正在读书，听到陈添裕的呼喊，便说：“好，那我们走吧！”贺子珍赶忙收拾东西，包裹好行李物品，几人一同出发了。

  一路上，道路崎岖，十分难走，贺子珍已经怀孕五个月，行动不便，因此行动速度并不快，陈添裕见状，连忙叫两名队员架着贺子珍走。陈添裕则架着毛主席，毛主席疾病未好，身体还虚弱得很，受不了沿途颠簸，没走多远，便气喘吁吁，双腿发软。

  情急之下，陈添裕说：“杨先生，我背你吧！”毛主席说：“不行！不行！我走得快一点就是了！”陈添裕哪里肯听毛主席的，背起毛主席迈开步子狂奔而去，一边跑一边说：“敌人就在不远处，危险得很，你就不要客气了！”为了正面避开敌人，陈添裕选择了走小路。

  虽然陈添裕正值壮年，身强体壮，但是翻山越岭，再加上毛主席身材魁梧，跑了不久，便气喘吁吁了，但他从始至终坚持着。

  毛主席说：“现在安全了，你把我放下吧！”陈添裕似乎没听到，在他心中，只坚持着一个信念，组织将“杨先生”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把他安全地送出去。

  山谷里传来敌人的喊杀声，陈添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加速奔跑，汗水沾湿了他的衣衫，他的衣衫和毛主席的衣衫粘在一起。跑着跑着，鞋掉了，陈添裕却没有察觉，脚下都是山石和荆棘，在他脚上划出一道道伤口，他也顾不得疼痛。

  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主席跑出10华里，来到安全一点的雨顶坪村，他才把毛主席放下，躺在地上大口喘气。此时，陈添裕的脚血流不止，上面扎满了荆棘。

  毛主席和先行到达的贺子珍将陈添裕扶起，赤卫队别的队员们抬他进屋，给他擦洗脚下的血水，用缝衣针，一根一根地将他脚底的刺拔出来，此情此景，很是令毛主席感动，他说：“多亏了陈添裕啊！”

  贺子珍听毛主席讲了一路经过，也非常感动，把一包沉甸甸的大洋捧到陈添裕面前，说道：“这点薄礼是谢谢你们的，你们一定要收下！”陈添裕却说：“你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过来，让我们穷人做好事，我怎么能收呢？我是一个粗人，无以为报，出这么一点蛮力是应该的。”

  毛主席认真地打量了一番陈添裕和别的队员，不停地握手表示感谢，随后，又叫贺子珍拿来纸和笔，分别将他们的名字记下。

  毛主席写了一张字条，递到陈添裕的手里说：“我永远都忘不了牛古扑村的人民！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记得，一定要来找我啊！”

  第二天，毛主席在赤卫队的欢送下，离开了永定县金丰大山。毛主席走后，陈添裕拿出那张字条看了又看，可是他不认识字，翻来覆去看了一通，也没搞明白上面写着什么。

  毛主席回到上杭，于12月28日参加了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经过选举，重新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直到1931年11月底，才有人告诉陈添裕，当年他背着翻山越岭的“杨先生”，正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刚刚在江西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陈添裕听后大吃一惊，连忙回到自己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当年毛主席留下的那张字条，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了。

  1953年春夏之交，毛主席委托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张鼎丞，帮助他寻找在永定县牛古扑村居住的、当年救过自己一命的陈添裕，张鼎丞不负毛主席厚望，找到了陈添裕。

  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陈添裕正在家干活，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喊：“添裕，电报！”牛古扑村的村长和邮递员送来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写着：请陈添裕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落款处写着：北京。

  这是一份多么巨大的荣誉啊！可是当领导把电报上的内容讲给陈添裕时，陈添裕哭了，他说：“我把‘杨先生’......我不小心把毛主席留给我的那张字条弄丢了，我哪里还有脸去找他？可是他还记得我，要我去北京做客！”

  彼时，陈添裕的妻子即将临盆，人到中年的他，即将有自己的孩子，真是一件喜事，因此分外珍惜！

  两件事撞在了一起，一时间叫陈添裕犯了难，思前想后，他决定叫堂弟陈奎裕代表自己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来，他不愿看到毛主席的邀请落空，二来，他也希望弟弟能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繁荣昌盛。

  1953年国庆观礼的那天晚上，毛主席举行了盛大酒会宴请宾客，并且一一敬酒，可是当他来到福建省永定县牛古扑村村民“陈添裕”的面前时，突然停下脚步，他上下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男子，突然大笑：“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个看茶桶的！”

  原来，陈添裕的个子高，而陈奎裕的个子矮，如果将当年背毛主席的换做陈奎裕的话，毛主席的脚还没离地呢！而那时的陈奎裕，正是个看茶桶的。

  陈奎裕带着歉意对毛主席说：“主席，您的记性真好，我哥陈添裕家里有事情，没能赶来，让我代问主席好！”毛主席没有见到故人，虽然略有遗憾，但是他也向陈奎裕表达了内心的感激和想念。

  毛主席紧紧握住陈奎裕的手说：“我在牛古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记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毛主席真性情，懂感恩，他没有忘记人民的“恩”，不管时光流逝，不管岁月更迭，都把这份恩情永远铭记在心间，这也正是他为人民爱戴、为人民拥护的根源。有恩必报，是毛主席的作风，也是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毛主席与人民之间的佳话，还有许多可以让我们品鉴。

  陈添裕的故事，读来也十分叫人感动，在无比凶险的情况下，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帮着“杨先生”这样一位不知身份的人，脱离险境，相信也正是因为红军的土地革命，让他过上了好日子，萌生的报恩之情。

  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有许多像陈添裕一样的普通人，做出了牺牲和贡献，才让我们在人民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才实现军民一家，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在和平年代，陈添裕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大方面的祖国建设，从小方面的日常生活，都应当把这种精神继承并传递，贡献自己的一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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